俄国战争期间，一支红军游击队遭到德国军队伏击，被困山林。游击队员索特尼科夫（Boris Plotnikov 饰）和雷巴克（Vladimir Gostyukhin 饰）奉命离开部队，寻找补给。两人穿过茫茫雪原，在某个信奉基督的村长（Sergei Yakovlev 饰）家中寻得一头羊。返回途中却因迷路与一小股德国士兵遭遇，枪战中索特尼科夫负伤，两人奋力逃脱，躲进一户人家。不久后三个白匪不期而至，并发现他们的行踪。成为俘虏的索特尼科夫和雷巴克被带入德国军营，共同面临着人生最大的考验……本片根据贝科夫的中篇小说《索特尼科夫》改编。
回复 :芝士与火腿是一对地下新组合，成立 “包出气公司”，专帮各节人士解决心头抑郁，例如受雇给人狂打而有钱进袋。但二人接工作有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只对付坏人不搞好人。 某日，一轮椅阿伯来到，要求二人杀害一个美貌少女祖儿，二人感到愕然至极，原来阿伯解释自己全身瘫痪乃祖儿已去世的父亲所伤，祖儿父亲伤天害理只做怀事，而祖儿不停做善事补救……
姜星
回复 :唐家岭，北京西北五环外的一个普通村庄，由于这里距离中关村、上地等企业密集区比较近、房租便宜，大量外地来京人员选择在此租住，这个村子由此变得着名起来。还由此诞生了一个名词“蚁族”。本片讲述的就是几位蚁族的青春故事。冉冉和小杰是一对情侣，和他们的大学同学王旭一起租住在唐家岭。冉冉一直有一个做服装设计师的梦想，可是不得不到裁缝店打工养活自己；小杰心高气傲，一直找不到工作，依赖冉冉打工的收入生活；可是冉冉却不知道，小杰为了帮助她实现梦想做了很多……王旭适应不了保险行业，同时也为自己和村里的一位妓女的关系烦恼，最后妓女为了逃避他悄悄搬走，王旭也决定给自己“放一年假”，到一家老水瓶厂轻松打工一年，调整好状态后再回到社会拼搏……
张美娜
回复 :简介：在世界电影史上，尤里斯·伊文思被称为纪录电影的先驱，与美国的罗伯特·弗拉哈迪、英国的约翰·格里尔逊和苏联的吉加·维尔托夫并称为四大纪录电影之父，与其他三位不同的是，伊文思的创作生涯最长，在长达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拍摄了60余部影片，一部寻找失落青春的诗意纪录《塞纳河》曾使他获得1957年的戛纳金棕榈大奖。中国的抗战不仅掀起了中国电影人的创作热情，也吸引了国外电影大师的镜头。上世纪30年代末，多位国外记录片导演来华摄制影片，他们中最杰出的代表就是尤里斯·伊文思。伊文思1938年在中国拍摄的《四万万人民》不仅是他电影生涯的代表作，也是他与中国维持50年的情谊的开端。从抗战开始，在不同的年代，他用自己的镜头纪录下了不同的中国。外国人来华拍纪录片的历史，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电影诞生的那几年。1896年，卢米艾尔兄弟派出了数百名摄影师奔赴世界各地拍片，其中一些摄影师就曾来华拍片。此后，美国人、意大利人、苏联人、瑞典人都曾经把镜头对准过中国，但多是风光片及风土人情、文物考古、民居民俗的纪录，直到战争的悄然到来。1935年，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用一台十六毫米手摇摄影机拍下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场面，今天已成为珍贵的历史资料。1938年，尤里斯·伊文思来了，这个“飞翔的荷兰人”飞到了中国，与他同行的还有我最崇拜的战地摄影师罗伯特·卡帕。在1936年，两个勇敢的人在西班牙内战爆发之际，把摄影机和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这片燃烧的土地，伊文思拍摄了广受赞誉的纪录片《西班牙土地》，而卡帕也因拍摄《共和军之死》的照片一举成名。 “纪录”拥有了出生入死的刚毅血性。从此，“什么地方燃烧，就去什么地方拍摄”被奉为摄影师的职责。西班牙内战是西方前线，而中国战场则被称为是反法西斯斗争的东方前线，从西方前线远涉到东方前线，伊文思和卡帕在中国拍摄的珍贵图像仿佛西班牙影像的回音。1938年4月初，在抵达中国不久，二人便拍摄了“台儿庄战役”，那是值得庆贺的第一场正面击溃日军的胜利，伊文思和卡帕要求上前线拍摄，最终未能拍到决战的场面，因为他们是外国人，没人敢为他们的生命承担风险，但他们还是抓住机会在台儿庄附近的小树林中拍摄了这场战斗。伊文思回忆说：“我不是一个作家，我通过画面能够更好地表达自己，我一定要表达死亡对我意味着什么，不仅仅是拍几个尸体，而是拍摄整个一段，死亡牵连到的往往是许多人。我触到了中国，中国也触到了我，我拍了战争，拍了一个在战争中瓦解，又在战火中形成的国家，我看到了勇敢！”纪录这场战争的《四万万人民》成为了关于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写照，并且起到了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的积极作用，这些影像成为后来中国抗战影片的重要素材。而卡帕生平最有力度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遭日军空袭后的劫难场面。正如卡帕那句永远的名言：“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1954年，卡帕在越南战场触雷身亡，如一个不参与杀戮的斗牛士般身着光彩耀目的斗牛士装束轰然倒下，而伊文思继续潜行在战火中。伊文思的冒险不是赌徒的博彩，也不是亡命徒般的轻生，而是为激情所贯注，为信仰所战斗的勇气。在中国抗日战场上，在越南抗美的丛林中，在古巴剿匪的追击中，甚至在70岁高龄，依然在战火中拍摄。这个“飞翔的荷兰人”被祖国放逐，却四次来中国，他称中国是收养他的“第二故乡”，他爱这里的人民。红色电影的开端——延安电影团伊文思在临走之前，秘密地把一台埃摩摄影机交给了一位左翼影人吴印咸，这位吴印咸后来被称为共和国摄影艺术的拓荒者。1938年秋，吴印咸和袁牧之两人带着这台摄影机和从香港购得的全套电影器材到达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下成立了“延安电影团”。最初电影团只有6个人，有电影工作经验的仅有3个。1938年10月1日，电影团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记录片《延安与八路军》。1940年袁牧之将完成的影片底片带到苏联，没想到正好苏德战争爆发，没能在苏联印出拷贝送回国内放映。进入40年代后，电影团拍摄了多部新闻短片，在根据地露天放映。
